
◎星川
冯小刚导演新作《向阳·花》,领跑“清明档”,成为“春节档”后首部票房过亿的影片。影片由赵丽颖、兰西雅领衔主演,聚焦刑满释放的女性如何困境求生,向阳生长。
冯小刚导演的新片《向阳·花》是一部聚焦刑满释放女性群体的现实主义作品。影片以赵丽颖饰演的母亲高月香和兰西雅饰演的哑女黑妹的经历为支点,撬动了世俗眼光对这一边缘群体的偏见,揭示了她们出狱后的生存困境,并以姐妹互助和大团圆结局赋予影片希望与温度。
影片通过监狱内外时空的交错,将高月香为女儿筹措人工耳蜗费用违法直播入狱,出狱后为争取女儿的抚养权而拼命赚钱的主线,与黑妹试图挣脱犯罪集团控制的支线,拧成一股生命之绳,法理的坚不可摧与人性的柔软光芒交织在一起,试图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图景叩问社会。
此次,冯小刚摒弃了《芳华》中对时代洪流的宏大抒情,转而用纪实感的镜头语言凝视社会特殊群体的生活,将生存的粗粝感转化为可感的影像符号。然而,这部被赞为“国产现实主义电影重要突破”的作品,却在角色塑造与叙事逻辑上陷入争议。《向阳·花》的创作突破与叙事困境,恰如片名所隐喻的双重性:在现实主义土壤中绽放的女性群像,既扎根于社会肌理的真实,又被创作逻辑的断裂所羁绊。
现实主义
超越简单的“姐妹互助”叙事
影片以刑满释放女性为叙事支点,用“显微镜式”的镜头语言剖开社会的隐形伤口,现实主义的初衷体现了电影创作的社会责任。影片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完美受害者”的设定,打破了对苦难的浪漫化想象,塑造了一群有棱角的女性形象,她们就像在泥泞中绽放的荆棘之花,在缝隙中寻找阳光。
高月香为了给听障的女儿安装人工耳蜗铤而走险,出狱后又遭遇求职歧视、暴力讨薪等让人唏嘘的现实。从小被“小偷家族”收养的黑妹无法摆脱犯罪集团的掌控,代表了被碾压的失足者形象。这种命运的促成,既包含个人因素,也折射出对社会问题的思索。
狱警邓虹这个角色是片中的一抹暖色,其存在本身便是对“规则守护者”身份的复杂解构。这个总以笔挺制服示人、说话带着职业性克制的女性,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和服刑人员分享长寿面;在高月香服刑期间去看望她的孩子,在她出狱的时候,递上一张孩子的照片,背面写着福利院的地址;为了解决高月香和黑妹的生计问题,她托人帮忙落实两人的工作……她的善意从不张扬,却在合规与共情的缝隙里生长。这种人性的温暖与坚韧,让她成为帮助这些女犯连接监狱内外两个世界的桥梁。这一角色的存在,让《向阳·花》超越了简单的“姐妹互助”叙事,为影片探讨“救助应该依靠制度还是人性”埋下了伏笔。
叙事悬浮
角色塑造缺乏一贯性和逻辑性
《向阳·花》以现实主义的笔法让观众直面刑满释放人员面临的生存挑战,却因角色塑造和关键情节的逻辑漏洞削弱了可信度。影片的“跑偏”从那张铁窗内的合影海报上就露出端倪,这个群体造型“起范儿”的姿态,呼应着海报上的“豁出去”“活下来”字样,但与现实生活过招,并非越“狠”越真实。而“我们命贱但讲义气”这句临近片尾的台词,更折射出影片对这一特殊群体生存逻辑的误读。
影片对高月香这个核心人物的塑造始终在“母性光辉”与“江湖义气”之间摇摆。她为了赚钱给女儿安装人工耳蜗而不得不以色谋利,但入狱后当管教问及她的特长,她却大大方方表示“会跳脱衣舞”,与前期塑造的“为女牺牲”形象产生割裂。
而高月香的母爱,又没能在片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貌似她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可孩子在片中只是一个叙事道具,被父亲遗弃、被送进福利院、被他人领养,高月香始终没有与孩子面对面,这种“无实物表演”的母爱让人很难共情,观众也就很难理解她为钱委身酒商、伪造警服企图行骗等行为。角色塑造,因缺乏一贯性和逻辑性,而被观众质疑为“人格分裂”。
高月香和黑妹的双线设计本意是表现二人互助的情谊,可是两人的分与合都很刻意,友谊建立在脏话对骂与肢体冲突之上,少了共同谋求生路的细腻表达。而原本已经脱离犯罪集团掌控的黑妹,又被高月香用“为了孩子”道德绑架,在视频广告中出镜,导致她再次落入贼窝。高月香明知黑妹的身世,却让她在公众面前曝光,有悖常识。
高月香独闯贼窝,看似仗义地要解救黑妹,又在“老爹”以断掉黑妹的手进行要挟时无动于衷,导致黑妹落下残疾,这也背离了她冒险而来的动机。之后,高月香以一己之力“手刃”犯罪团伙头目“老爹”,制造了胡萍献血的“生死时速”,以伪英雄主义的情节把苦难奇观化推向高潮。
影片类型定位的摇摆也进一步削弱了批判力度。前半段聚焦服刑人员改造、特殊人群的社会偏见等现实议题,后半段却突然转入绑架、枪战等商业类型片套路,这种“前半段《小偷家族》,后半段《天下无贼》”的混搭,暴露了创作者在艺术表达与市场判断间的迷茫。
以上种种问题导致了影片对刑满释放人员生存困境的呈现流于表面,为制造戏剧效果对苦难进行想象化的浅层处理,使得人物和故事都是悬浮的,不接地气,与现实生活形成巨大反差。
暴力美学
“以暴制暴”消解了严肃性
冯小刚试图用暴力美学展现女性力量,却将高月香塑造成了“监狱版老炮儿”,入狱第一天便薅头发打架,出狱后脏话连篇,甚至对管教出言不逊。这种“以暴制暴”的处理方式,将“挣扎”简化为“疯爽”桥段,不仅与这一群体生存的真实逻辑相悖,更将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反抗异化为暴力的狂欢,以此掩盖了深层矛盾,消解了主题的严肃性。
冯小刚试图用向阳花的隐喻照亮社会暗角,却在叙事失衡与价值错位中让花朵过早枯萎,沦为导演一厢情愿的美学符号。影片希望用暴力美学强化戏剧张力,却忽视了真正的力量源于对生命韧性的刻画。创作者对现实题材平实叙事手法的不自信,导致角色逻辑为戏剧冲突让步。如果苦难奇观成为流量密码,再华丽的意象与深刻的立意,也终将在悬浮的叙事中化作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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